據估計，蘇格蘭細菌學家Alexander Fleming於1928年偶然發現的青黴素，迄今已拯救了全世界至少2億人的生命。從那時起，新的抗生素和其他抗微生物藥物逐漸被開發，用於治療各種感染和健康狀況。然而，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在全球範圍日益成為迫在眉睫的健康危機。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列為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十大全球公共衛生威脅之一實在不足為奇。

為什麼會出現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

當病原體（包括細菌、真菌、寄生蟲和病毒）不再對用於預防和治療它們在人類、動物和植物中引起的傳染病的藥物起反應，就會發生這種自然適應。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相關的統計數據非常少，但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9年全球細菌耐藥性直接導致近130萬人死亡，以及間接導致近500 萬人死亡（加上已染病人數）。

儘管對抗微生物藥物的耐藥性是生物學中的自然過程，但有一些因素會加速耐藥病原體的傳播。其中包括衛生條件變差、缺乏清潔水源，以及特別是在醫療機構、農業和畜牧業中不合理地過度使用抗微生物藥物。科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自世紀轉換以來，全球抗生素消耗量增加了近 50%。

新冠病毒大流行還揭示了無論是貧窮國家或富裕國家，它們的低收入家庭都面臨著傳染病造成的經濟困難，不論是因住院時間延長還是就業機會喪失所引致。因此，如果前高盛經濟學家Jim O’Neill的警告是正確的話 — 預計到2050年，每年因超級細菌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達到1千萬人，那麼絕對需要全球對這場危機採取協調一致的緊急應對措施。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財務成本是多少？

除了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可能對人類造成死亡威脅外，這些耐藥性疾病還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利影響。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如果低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樂觀情景成為現實，到2050年，不受控制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趨勢可能會導致國際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1%。在這種情況下，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經濟相關性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所導致的社會後果將非常嚴重。

然而，在高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悲觀情景下，到2050年，全球經濟預計將下降近4%，並可能使2,800萬人陷入貧困。疾病監測系統不完善的較貧窮國家特別容易受到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衝擊。例如，在傳染病發病率較高的最壞情況下，由於勞動生產率和畜牧產品下降，低收入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可能下降約 6%，而高收入國家則下降約3%。換句話說，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既是一項迫切的公共衛生威脅，也是一項全球收入不公平的挑戰。

哪些國家受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影響？

低收入國家會比富裕國家承受更沉重的負擔。2019年，全球有130萬人因耐藥病原體導致直接死亡，其中南亞地區約有40萬人死於超級細菌。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太地區直接死亡人數均超過25萬人，而西歐和北美等高收入經濟體的直接死亡人數分別低於15萬人。

在考慮到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間接相關的受害人數後，健康挑戰的絕對性規模將進一步凸顯。2019年，全球因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導致死亡的500萬病患者中，南亞區佔了140萬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太地區，各佔100萬人，而高收入經濟體則各有60 萬人。

超級細菌的崛起越來越不受用於治療傳染病的藥物的影響，這對中低收入經濟體（而不是較富裕的經濟體）構成了更嚴峻的挑戰。部分原因是較貧窮國家缺乏對抗生素處方的有效監管。舉例說，一些研究表明，全球因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導致死亡的五歲以下兒童中，99%以上生活在低或中等收入國家；其中一半以上在出生後第一個月內死亡 ，因為他們的醫生通常會開出大量不必要的抗生素。

儘管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對較貧窮國家的不利影響受到廣泛關注，但較富裕國家受日益蔓延的健康危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例如，就歐洲而言，歐洲理事會估計，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相關的醫療保健支出可能只佔每年總支出不到 1%。當感染對一線抗菌治療（這通常是患者最安全的選擇）沒有反應時，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便可能需要轉向更有效的替代藥物，例如二線和三線藥物。如果患者因疾病或治療時間持續而需要更長的住院時間，醫療費用就會進一步上升。除了金錢之外，耐藥性感染每年影響歐洲80 萬人，並導致35,000人死亡。

這對投資者意味著什麼？

鑒於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是人類二十一世紀面臨最緊迫的全球公共衛生威脅之一，新的商業模式變得不可或缺。國際社會必須緊急應對因抗微生物藥物對不斷進化的病原體功效減弱所帶來的重大挑戰，這些病原體可能以多種方式給宿主帶來嚴重疾病。然而，在製藥公司等主要行業參與者將新型抗菌藥物推向市場方面存在著一些阻礙。

首先，藥物製造商可能需要就新抗微生物藥物的研發和商業化付出高昂的成本。結果，公司收入可能變得不可持續。

此外，富裕經濟體往往能承擔與創新抗生素研發相關的大部分費用，而低收入國家往往迫切需要這種藥物。 因此，一些公司更願意追求其他更有利可圖的治療領域，例如腫瘤學。這阻礙了解決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引起的問題。

再加上新研發的抗生素會被保留，僅用作對抗致命感染的最後方法，從而限制耐藥性的發展。因此，它們不會大量出售。這是為何科學家在近年才再開發全新抗生素的關鍵原因之一，而上一次開發則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因此，與抗微生物相關的行業必須為價值鏈上所有關鍵利益相關者改革其商業模式。這包括促進長期的科學研發、創造新的解決方案，例如新型抗生素、抗噬菌體藥和疫苗等，以確保未來的健康安全。通過締造一個包含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生態系統，為世界帶來更好的服務。

從股票市場角度來看，我們尚未看到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領域相關的有趣投資機會。這是由於該行業面臨盈利能力不足、增長潛力有限以及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公司市值極小的高風險。正如所強調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價值鏈上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在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國家正面臨著耐藥感染的沉重負擔。

如果投資者希望探索相關領域，可以留意我們的「新世紀思維」投資主題中與健康相關的「生活方式的轉變」和子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