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苏格兰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年偶然发现的青霉素抗生素，迄今已拯救了全世界至少2亿人的生命。从那时起，新的抗生素和其他抗微生物药物逐渐被开发，用于治疗各种感染和健康状况。然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在全球范围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健康危机。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十大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之一实在不足为奇。

为什么会出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当病原体（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和病毒）不再对用于预防和治疗它们在人类、动物和植物中引起的传染病的药物起反应，就会发生这种自然适应。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的统计数据非常少，但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9年全球细菌耐药性直接导致近130万人死亡，以及间接导致近500 万人死亡（加上已染病人数）。

尽管对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是生物学中的自然过程，但有一些因素会加速耐药病原体的传播。其中包括卫生条件变差、缺乏清洁水源，以及特别是在医疗机构、农业和畜牧业中不合理地过度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科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自世纪转换以来，全球抗生素消耗量增加了近 50%。

新冠病毒大流行还揭示了无论是贫穷国家或富裕国家，它们的低收入家庭都面临着传染病造成的经济困难，不论是因住院时间延长还是就业机会丧失所引致。因此，如果前高盛经济学家Jim O’Neill的警告是正确的话 — 预计到2050年，每年因超级细菌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千万人，那么绝对需要全球对这场危机采取协调一致的紧急应对措施。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财务成本是多少？

除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可能对人类造成死亡威胁外，这些耐药性疾病还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指出，如果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乐观情景成为现实，到2050年，不受控制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趋势可能会导致国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在这种情况下，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经济相关性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将非常严重。

然而，在高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悲观情景下，到205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下降近4%，并可能使2,800万人陷入贫困。疾病监测系统不完善的较贫穷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冲击。例如，在传染病发病率较高的最坏情况下，由于劳动生产率和畜牧产品下降，低收入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下降约 6%，而高收入国家则下降约3%。换句话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既是一项迫切的公共卫生威胁，也是一项全球收入不公平的挑战。

哪些国家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会比富裕国家承受更沉重的负担。2019年，全球有130万人因耐药病原体导致直接死亡，其中南亚地区约有40万人死于超级细菌。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太地区直接死亡人数均超过25万人，而西欧和北美等高收入经济体的直接死亡人数分别低于15万人。

在考虑到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间接相关的受害人数后，健康挑战的绝对性规模将进一步凸顯。2019年，全球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导致死亡的500万病患者中，南亚区占了140万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太地区，各占100万人，而高收入经济体则各有60 万人。

超级细菌的崛起越来越不受用于治疗传染病的药物的影响，这对中低收入经济体（而不是较富裕的经济体）构成了更严峻的挑战。部分原因是较贫穷国家缺乏对抗生素处方的有效监管。举例说，一些研究表明，全球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导致死亡的五岁以下儿童中，99%以上生活在低或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一半以上在出生后第一个月内死亡 ，因为他们的医生通常会开出大量不必要的抗生素。

尽管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较贫穷国家的不利影响受到广泛关注，但较富裕国家受日益蔓延的健康危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就欧洲而言，欧洲理事会估计，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的医疗保健支出可能只占每年总支出不到 1%。当感染对一线抗菌治疗（这通常是患者最安全的选择）没有反应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便可能需要转向更有效的替代药物，例如二线和三线药物。如果患者因疾病或治疗时间持续而需要更长的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就会进一步上升。除了金钱之外，耐药性感染每年影响欧洲80 万人，并导致35,000人死亡。

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鉴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人类二十一世纪面临最紧迫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之一，新的商业模式变得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应对因抗微生物药物对不断进化的病原体功效减弱所带来的重大挑战，这些病原体可能以多种方式给宿主带来严重疾病。然而，在制药公司等主要行业参与者将新型抗菌药物推向市场方面存在着一些阻碍。

首先，药物制造商可能需要就新抗微生物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付出高昂的成本。结果，公司收入可能变得不可持续。

此外，富裕经济体往往能承担与创新抗生素研发相关的大部分费用，而低收入国家往往迫切需要这种药物。 因此，一些公司更愿意追求其他更有利可图的治疗领域，例如肿瘤学。这阻碍了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引起的问题。

再加上新研发的抗生素会被保留，仅用作对抗致命感染的最后方法，从而限制耐药性的发展。因此，它们不会大量出售。这是为何科学家在近年才再開發全新抗生素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上一次开发则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因此，与抗微生物相关的行业必须为价值链上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改革其商业模式。这包括促进长期的科学研发、创造新的解决方案，例如新型抗生素、抗噬菌体药和疫苗等，以确保未来的健康安全。通过缔造一个包含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生态系统，为世界带来更好的服务。

从股票市场角度来看，我们尚未看到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领域相关的有趣投资机会。这是由于该行业面临盈利能力不足、增长潜力有限以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公司市值极小的高风险。正如所强调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价值链上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正面临着耐药感染的沉重负担。

如果投资者希望探索相关领域，可以留意我们的“新世纪思维”投资主题中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子主题。